向西流亡是永历政权的唯一选择吗?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逃亡

    来源:江苏新闻周刊    发布时间:2016-05-16 10:17    编辑:方方     浏览量:

江苏新闻周刊讯: 5月15日中午,徐州市淮海西路上发生惊险一幕,交警在淮海西路水利局路口值勤的时候,发现一辆红棚子电动三轮车,交警准备上前拦截的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了。驾驶员不但强行闯卡,在疯狂逃窜的路上还连撞多辆轿车和行人。 路口的监控显示,

江苏新闻周刊讯:5月15日中午,徐州市淮海西路上发生惊险一幕,交警在淮海西路水利局路口值勤的时候,发现一辆“红棚子”电动三轮车,交警准备上前拦截的时候,惊险的一幕发生了。驾驶员不但强行闯卡,在疯狂逃窜的路上还连撞多辆轿车和行人。

路口的监控显示,值勤的泉山交警大队民警发现一辆“红棚子”电动三轮车走快车道,示意其靠边停车,不料该车竟然疯狂加速转进了小巷内,就在其转弯的时候车辆失控差点翻车,将一名骑电动车的市民撞飞出去5到6米远,后继续向北逃窜。

交警一边通知前方路口的值勤民警进行堵截,一边查看被撞市民的伤情。几分钟后,泉山交警又接到一起报警,前面夹河街附近又发生一起“红棚子”电动三轮车连撞两辆轿车的事故。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并在附近小区巷内民找到了这辆肇事的三轮车,驾驶员已经弃车逃离现场。

一位轿车司机描述,肇事的电动三轮车驾驶员是一名中年妇女,事故发生后,见无路可逃,于是便选择弃车逃跑。记者在现场看到,被撞的黑色越野车尾灯和保险杠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停在旁边的银灰色轿车车头也被撞的瘪了进去。

据了解,事故导致一名骑电动车的市民腿部受轻伤,两辆轿车和一辆电动车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交警随即对其车辆进行了暂扣。目前,交警正在通过监控线索寻找肇事的电动三轮车驾驶员,尽快侦破此案落实赔偿,希望有知道线索的市民向交警提供相关线索。泉

由于永历政权受到广泛的承认和支持(尽管实际的支持有限),因此在它流亡时对于播迁方向进行选择时,也有多种选项,并非只能向西“逃窜”。

首先,永历政权可以向东迁移,投靠控制台海地区的郑氏集团。

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经营,到了永历时期,郑氏集团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一支堪与当时世界海上霸主荷兰海上武装相媲美的新式武装,在明亡之后成为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郑成功统率17万大军与浙东张煌言部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洋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退回厦门。次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南京,一时江南震动。后因郑成功中了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郑军大败。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作为再次进入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随后击败17世纪海上霸主荷兰,收复台湾,以之作为抗清根据地。郑氏集团在明亡后能够抗衡清朝达二三十年之久,可见其实力。

 

向西流亡是永历政权的唯一选择吗?
郑成功始终保持对永历政权的支持。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郑成功宣布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随即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其子孙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而未自立为王。郑成功及其子孙在控制地区铸造和使用“永历通宝”,在铸造的大炮上也表明永历字样,以表示对永历政权的承认。郑成功本人的辞世,也与他听到永历帝殉国的消息后感到极度悲痛有关。简言之,郑氏政权坚定地承认永历为正统君主,是明朝国家的象征。

因此,对于永历政权来说,流亡到台海,投靠郑氏集团,在郑氏集团的强大武力庇护之下生存,应当说是最佳选择。

其次,永历政权也可以向南迁徙,流亡安南或者暹罗。

如前所述,安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好的时候居多。明朝灭亡后,安南与南明政权保持较好的关系。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安南后黎朝遣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锦、陈概、阮滚等,同明朝都督林参航海往福建求封于隆武政权。时值清兵攻占福建,部分安南使者被俘至北京。永历政权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往广西,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永历遣翰林潘琦赍敕书、诰命、涂金银印与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册封后黎政权太上皇为安南国王。永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镇南关,后黎朝派礼部尚书阮宜、户部侍郎阮寿春等接至升龙(今河内),明使行颁封礼。永历二年(1648年)三月,永历驻跸南宁,安南至南宁入贡。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广州,永历自肇庆逃至南宁。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永历从南宁遣使敕谕后黎朝,令其资矢、象、粮、铳,以助恢剿。该年十月,永历使臣再至册封后黎实权派郑氏清王为安南副国王。到了年末,清兵逼近南宁,有大臣议去安南,但未成功。永历十三年(1659年), 清兵逼近昆明,永历朝廷出逃,有议往安南。因清兵逼近广南府,路不靖,遂断此议。此后在沐天波建议下入缅甸。永历出逃后,李定国兵南退撤至中、老、越边境,后盘桓于安南境界,直到于1662年忧愤而死。由此可见,虽然永历政权没有“南狩”安南,但是安南确实是流亡的选项之一。

暹罗与明朝关系一直很友好。崇祯十六年(1643年),暹罗最后一次谴使到明朝,已经知晓明朝处境危急。崇祯帝自缢的噩耗传至暹罗后,国王帕拉赛命人取出神宗册封的诰命与金印,面北邀祭。在永历政权建立之初,暹罗方面就做好救援准备,但由于情势复杂未有实质行动。永历十三年(1559年)初,云南失陷、永历出逃的消息传至暹罗,暹罗君臣商议迎永历入泰避难。

因此,永历政权的流亡有向东和向南数个选项,而非只有向西一个选项。不仅如此,从诸多方面来看,向西实际上是永历政权面前的几个选项中最差的一个。

17世纪初的中南半岛三强国:缅甸、暹罗、安南

17世纪初的中南半岛三强国:缅甸、暹罗、安南

向西就是到云南,再进一步到缅甸。那么,明代云南与缅甸的情况如何?对于永历政权来说,流亡云南与缅甸,是否比流亡到台海、安南、暹罗更安全、更保险呢?

流亡异邦风险很大,况且“皇帝”流亡外国,亘古未有,因此永历政权在选择流亡地点时,肯定首先考虑国内,也就是说台海地区和云南。而在这两个地区中,显然是台海地区要好得多。

前面已经说过,台海地区在郑氏武装控制之下,而郑氏武装不仅是东亚唯一能够与清朝长期抗衡的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东亚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并得到遍布东南亚各地华人的支持。为了保护被菲律宾西班牙当局迫害的华人,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都曾打算出兵菲律宾。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付诸行动,但是东南亚可以成为郑氏集团的大后方,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因此郑氏控制之下的台海地区,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郑氏集团始终奉永历正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明朝的忠臣。

云南的情况就不同了。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明初把内地人口大量前往云南,使得云南的外省人口增加到了三十万左右,从而大大改变了云南人口的族群结构,但是在全省人口中,汉人依然是少数。此后虽然不断有谪戍、仕宦、逃逋、贸迁的汉人陆续迁入云南, 但为数不多。因此终明一代。云南境内仍以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多数。到了明代中后期,少数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体。嘉靖年间,桂粤在《云南图序》中说云南“城郭人民, 夷居十七” 。同时代人陈全之在《蓬窗日录》中也说“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稍后,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仍说云南人口中“汉人三之,夷人七之”。这些汉人主要是卫所军人,因此王士性说:云南一省,蛮夷占十之六七,其余所谓的中华之人,“惟各卫所戍夫耳”。

少数民族占云南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明朝政府的关系也很复杂。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数有限的卫所军人。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已经衰败,甚至名存实亡,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夺取云南首府昆明,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来年二月, 除楚雄以西外的整个云南都归附了沙定洲。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庞大兵力,分成七十二营,每七营为一大营,将楚雄城层层包围。又环城立栅凿濠,不使一人潜出。围困八十余天,城中弹尽粮绝,几乎失陷。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孙可望令李定国进攻沙定洲。李定国和沙定洲相持数月,不见胜负,沙定洲滋长麻痹轻敌情绪。李定国侦知,率兵围营,环以木栅,断绝水源。几天后,沙定洲支持不住,率众出降。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乱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乱,靠的是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不仅如此,永历政权西迁到贵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军。大西军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部队攻下了明朝的中都凤阳城。张献忠命令四乡百姓砍光明朝皇帝的祖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并掘了明祖陵。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军攻占武昌府城,将住在武昌的明楚王朱华奎处死,并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把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统统拉走。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占领川北重镇重庆,将从汉中逃来的明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俘获并处死。八月,张献忠又攻克成都,住在成都的明朝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到了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干脆在成都称帝, 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这些所为在中国古代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逆天大罪,因此张献忠与明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此外,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也使得西南一带官民闻风丧胆。 时人顾山贞在《客滇述》中写道: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唐王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七千余人于成都东门外。先是,贼以特科,使州县送人应试;自进士至生员,俱不得隐匿。既至,聚于玉局观,以兵卫之。有疑其变者,伪以他事逸去,亦得全一、二人。既而,移入城中大慈寺。至是,照牌点名,出则尽杀之,投尸江中,人谓之泣魂牌。时贼兵皆聚成都,其在外者,或召入潼州,日遣心腹将领劲兵屠各州县。兵到则扬言万岁爷即至,官民皆集操场奉迎;而别遣一队入城,杀妇女婴儿。城内城外,一时俱发,男妇老幼无得脱者。其杀乡居人,则谓塘拨,亦不使一人得脱。所遣诸将,以所杀之多寡为功。首级重,不可携,男子割势,妇人则刓其阴肉及乳头。有不及取者,则但以人手为验。验功之所,手积如山”;“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对于永历来说,张献忠的大西军也是具有深仇大恨的敌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桂王朱常灜携子安仁王朱由楥、永明王朱由榔从南门奔逃出衡州城,离开了王府封地,往西南方向逃往永州。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朱由楥继位桂王,不久朱由楥突然死去,这样就剩下朱由榔,承继桂王之位。因此,可谓是既有国仇,又有家仇。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因此,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政权来说,投靠和明朝有血海深仇的张献忠军余部,无疑是最危险的选择。张献忠义子、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对永历朝廷的态度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改安隆所为安龙府。永历帝为摆脱控制,和吴贞毓、李元开、胡士端、蒋干昌等十八位朝臣密谋,企图借助在广西北伐抗清的李定国的势力,翦除孙可望等人的势力。密谋被发现,孙可望杀害了这些大臣,史称“十八先生之狱”。孙可望自己住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为将来篡位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永历政权流亡到云南,在宿敌大西军余部的卵翼下苟且偷安,要比流亡到在郑氏控制下的台海地区,在明朝臣子郑成功的庇护下继续存在,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云南毗邻缅甸,如果永历政权最后走投无路,可以继续向西,流亡到缅甸。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中,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不好。暹罗和明朝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从未发生冲突。安南与明朝在明初发生过战争,后来也不时有小冲突。嘉靖时明朝曾考虑出兵攻击安南。到了明末,永历朝廷曾经考虑南迁到安南,但此时操持决定永历政权生死存亡大权的孙可望派人把永历朝廷从云南广南府,理由是:“广南邻交趾,夷情叵测,非久留之地。惟安隆府地处滇黔粤三省交,会城池坚固,最宜久居”。不过总体而言,明朝和安南两国关系仍然以和平相处为主,安南也承认明朝的宗主权。但是缅甸就不同了。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缅甸不断对明朝发动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规模、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两次大规模入侵,出动的部队每次都达30万人(或者号称30万人)。从兵力投入来说,堪与差不多同时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作战一方的兵力总投入相媲美。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得明朝丧失了大片国土。因此可以说,在明朝的南方邻国中,缅甸是和明朝关系最不好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永历政权还要向西流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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